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实施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妨害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司法要准确把握犯罪性质的转化或者重叠,尤其需要洞察经济犯罪背后暴力犯罪的实质特征。
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稳妥发展,需要严守风险防控底线。对此,建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桂平认为:“防范化解风险是金融系统的重要使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以风险管控能力为边界。数字普惠金融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内外兼修,筑牢风险防控的底板。”如何防范和化解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风险问题?站在金融机构角度而言,这要求其结合数字金融产品特点,健全相关的业务操作规范及内控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完善金融消费者投诉和处理机制,切实保护好消费者数据和资金安全。
据记者了解,像章传中这样从义乌搬家到各地的企业不在少数,仅浦江万洋众创城目前入驻企业中,就有四成以上来自义乌。义乌当地一位颇具实力的行业协会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包括协会会员企业在内的很多中小微企业都已经搬离了义乌,转而去了周边县市或外省。
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曾进行过放开存款利率的试点尝试,但并不成功。由于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想过于超前,叠加80年代末“价格闯关”引起的大幅度通货膨胀,1989年早期的存款利率市场化试点在部分试点地区演变为了“存款大战”。“存款大战”中不仅出现了各银行(当时还有储蓄所)争相“高息揽储”的现象,还出现了大量超长期限存款。1989年8月,在情形最为严重的湖北襄樊地区,存款利率最高超过了35%、期限超过20年,而当时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仅为11.34%、最长的五年以上基准利率也仅为19.26%。当月湖北襄樊大量银行、储蓄所存款遭挤兑,部分不愿意上调存款利率的银行被迫上调利率或临时关门。这一历史教训为谨慎对待存款利率完全自由化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因此,可以预期未来央行对市场利率自律定价机制的隐性引导仍将长期存在,这也将是未来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最难攻克的“惊险”一环。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当天的记者会甫一开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就2018年的人民币汇率作出上述定调。他进一步作出承诺,决不会把汇率用于竞争的目的,也不会用汇率来提高中国的出口,或者用作贸易摩擦的工具。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左三),副行长陈雨露(右三),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左二),副行长范一飞(右二)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据韩国《中央日报》网站6月18日报道,有调查结果显示:“全面禁止生产销售香烟”的主张获得了韩国半数以上民众的赞同。报道称,韩国禁烟运动协议会公开了在世界禁烟日(5月31日)实施的“国民对政府禁烟政策和禁止生产销售香烟政策的态度调查”结果。这次调查由韩国民调公司面向1000名韩国成年人,以电话问卷的形式展开。